巨大的四四方方的海关中心，仿佛中原地区腹地一个繁忙的商业孤岛。
身穿笔挺制服的政府工作人员在一个堆放着高高码起的箱子、以木制货板构建而成的迷宫周围忙碌着——点数、称重、扫描并同意装运。不带标记的卡车排着超过一英里长的队伍，等待最终将被运往北京、纽约、伦敦和其他数十个目的地的下一批货物。
这个极为先进的设施是在几年前建成的，专门服务于一家全球化的出口商：苹果。该公司目前是世界上最具价值的公司，同时也是中国境内最大的零售商之一。
查阅过的保密的政府记录，以及对工厂工人、物流从业人员、税务专家、苹果公司现在和以前的高管进行的超过100次采访显示，此种精心安排的通关程序是全球最大的苹果工厂暗中享有的一系列特别待遇、税收减免和补贴的组成部分。这些甜头和激励的价值以十亿美元计，居于iPhone生产的核心位置。而iPhone是苹果最畅销、最赚钱的产品。
一切都以坐落在中国贫困地区、拥有600万人口的郑州市为中心。当地的这座工厂由苹果的合作伙伴富士康拥有和运营，一旦全力运转，每天能生产50万部iPhone。当地人现在都把郑州称作“苹果城”。
事实表明当地政府帮了大忙。它为富士康提供了超过15亿美元资金，去修建工厂的大片设施以及附近的员工宿舍。它还铺了路，建了发电厂。
它帮助工厂分担不断产生的能源和运输费用。它为流水线招募工人。在工厂实现出口目标之后，它还会提供奖励。
“我们需要某种真的能让中国的这片地区发展起来的东西，”郑州的一名官员李自强（音）说。“中国有句老话：‘筑巢引凤。’现在，凤凰来了。”
美国官员向来反对中国为其国有企业提供支持，说相关补贴以及其他帮助让那些企业在全球市场上具有了不公平的竞争优势。但郑州的做法表明，为了吸引海外的跨国公司前来投资建厂，中国可谓不遗余力。
地方及省级官员会讨好制造商，许以会让它们用更低的成本更便利地做生意的一揽子激励计划，旨在创造工作岗位、推动经济增长。数十年来，通过开办让跨国公司得以享有税收减免并避开所费破糜的繁琐规则的经济特区，北京当局一直在国家层面如此行事。
在这方面，中国和别的国家并无不同，包括各州市正对企业展开争夺的美国。面对来自股东和消费者的压力的跨国公司，要在全球化时代参与竞争，就必须寻求最佳的机遇，依赖一条遍及全球、紧密关联的供应链。
但它们所做选择背后的原因并不总是透明的。在中国，对企业的争夺是秘密进行的，很少受到公众的审视或引发社会的讨论——而且事情通常主要跟跨国公司的生产合作伙伴，而非跨国公司本身有关。
中国的诱惑力很强。戴尔、惠普、三星等企业纷纷来到中国，想要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利润，并开拓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很多企业都要依赖富士康这样的当地生产伙伴。
苹果来到中国的时间晚于很多科技公司，但其销售收入有将近四分之一源自中国市场，而且其利润也是业内最为丰厚的。郑州的这家工厂就其本身而言尤为说明了中国对美国科技企业的重要性——特别是对iPhone生产以及苹果公司近几年的市场销售的重要性。
据估计，一部内存为32G的iPhone 7生产成本是400美元。它在美国的零售价约为649美元，差额部分则是苹果的利润。结果：根据调查公司Strategy Analytics的数据，苹果成功地将全球智能手机产业90%的利润收入囊中，尽管它的销售额仅占全行业的12%。
现实中，很难统计政府给郑州工厂提供的所有好处的价值，也很难确定这些好处给富士康或苹果的利润带来的确切影响。中国政府和富士康均未就补贴进行过披露。公开记录里找不到相关信息。苹果则表示，它没有参加富士康的谈判。
时报拿到的一些保密的政府记录，记载着若干年间多次会议的详情，郑州市的官员在会上讨论了他们对iPhone生产的支持，把相关好处称为“优惠政策”。从记录中可以大概了解这些好处，其中比较具体的包括在基础设施、劳动力、税收、出口等多个方面为富士康提供的特别帮助。
作为中国最大的私营企业，台湾公司富士康在争取这些奖励的谈判中握有大量筹码。该公司的规模——及其在中国的影响力——与苹果有关。富士康是苹果的最大供应商。苹果是富士康的最大客户。
两家公司在郑州有着密切的关联。工厂开张时，苹果曾是富士康在这里的唯一一个客户。即便现在，郑州工厂的所有产品也几乎都是为这家美国科技公司生产的——全世界约一半的iPhones都出自该工厂。苹果还是利用这里的海关设施的主要出口商。
苹果在回答有关问题时表示，它知道政府提供了基础设施方面的支持。但该公司还表示，它并不掌握生产合作伙伴得到拨款、补贴或税收减免的信息。
富士康在一份单独的声明中对政府的支持表示感激，并指出：这些支持“与所有公司在世界各地进行大规模投资时会获得的税收减免并无二致”。该公司还说，它买下了某些最初由政府建造或者出资的工厂。
在全球化遭到日益强烈的反对之际，苹果以及其他大型跨国公司被争斗愈发激烈的两个大国——美国和中国牢牢盯住。
候任总统唐纳德·J·特朗普发誓要集整个政府之力，去打击那些将工作岗位送到海外的美国公司，扬言要对它们卖回美国的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特朗普常常把苹果当成靶子，曾在竞选期间表示，会让这家科技公司“在美国制造他们那些该死的电脑和零零碎碎”。
面对西方的影响，尤其是美国科技公司及其对中国消费者的巨大影响力，习近平主席领导下的中国的包容度越来越低，疑虑越来越多。一家官方媒体称苹果是在中国进行“无缝渗透”的“金刚”之一，可能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
中国不再满足于只是充当世界工厂，积极采取措施培育自己的科技巨头。北京方面正向地方政府施压，督促它们砍掉一些该国仅仅几年前还在衷心鼓励的补贴项目。被北京方面讨好和保护了几十年的一些大型出口企业，眼下面临着广泛的审查。
苹果的iTunes Movies 和iBooks Store被引入中国仅仅六个月之后，就被监管机构于今年春天关闭。这家科技巨头还因为避税而接到了中国当局的罚单。此外，苹果的iPhone 6在中国接受了国家安全审查，导致它登陆中国市场的时间有所延迟。
苹果现在正忙于公司版的穿梭外交。12月，其首席执行官蒂莫西·D·库克和硅谷的其他高管一起，在纽约同特朗普举行会谈。这是一项旨在与新一届政府搭起桥梁的行动的一部分。在这之前的8月，库克对中国进行了一次类似的友好访问，同中国副总理在中南海举行了座谈。中南海是中国政府领导人的居住地，四周建有围墙，曾是北京皇城的一部分。
和许多跨国公司一样，苹果依赖一个巨大的全球供应链。这个供应链包括多个公司和国家，每一个都拥有自己的专长和优势。但在围绕贸易展开的政治讨论中，往往看不到这种复杂性的踪影。iPhone是众多错综复杂的部件的集合，它们的产地遍布全球并在中国完成组装，刺激了许多国家的就业。苹果称iPhone在美国支持了200万个工作岗位。
随着中美两国都高举一种新型的经济民族主义，它们可能会扰乱相关制度，却不一定能实现各自的目标。并且跨国公司及其生产商可能会在财务上面临严峻的权衡。
正如郑州那座工厂所表明的那样，中国不仅提供了大量劳动力，还提供了在美国或其他任何地方都难以复制的奖赏。郑州带来的大量好处贯穿于iPhone的整个生产过程，从工厂车间到零售店。
完成出口目标后，富士康会得到一笔奖金。政府记录显示，在该厂只生产iPhone的前两年里，这些补贴共计5600万美元。
在那期间，该厂生产了数千万部iPhone。这笔奖金分摊到每一部iPhone上的金额不足挂齿。但相关补贴积少成多：政府的记录列出了对郑州厂其他十多种形式的财务援助。
郑州政府免去了富士康前五年的公司税和增值税。接下来的五年里，它们仅为常规税率的一半。该市还降低了富士康为员工交纳的社会保险和其他费用，这些优惠一年高达1亿美元。
海关业务也设在一个人们所说的保税区里。中国基本上认定保税区属于海外，适用不同的进出口规则。这种设置使苹果能够更加轻松地把iPhone卖给中国消费者。
80年代，为了降低成本，美国最大的一些科技公司，包括康柏、戴尔和惠普，纷纷拆除国内的生产设施，将生产转移至海外，其主要目的地则是亚洲。但苹果没有。该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史蒂文·P·乔布斯认为，软件和硬件的开发必须紧密结合。
苹果非但没有关闭工厂，更是决定在科罗拉多、德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州兴建工厂。在乔布斯1985年离开公司很久以后，苹果仍保留着其中部分工厂。这些工厂高度自动化，墙面就像乔布斯喜欢的那样被漆成了白色。它们被宣传成了美国聪明才智的象征。
1984年，苹果在加利福尼亚州开设了一座生产麦金塔个人电脑的工厂后，乔布斯宣称，“这是一款美国制造的机器。”
资金问题迫使苹果改变路线。90年代中期，随着Mac销量暴跌，库存开始激增，苹果不得不接受外包。而对于外包，苹果当时仅仅只是展开尝试。乔布斯1997年回归苹果后，他让新上任的运营负责人库克制定具体方案。彼时，库克刚从康柏加入苹果不久。
在库克的指挥下，苹果将更多业务转移给富士康。当时的富士康是台湾一家前景看好的合约制造商，已开始在康柏、IBM和英特尔等美国大品牌中赢得了支持者。与富士康的合作让苹果得以腾出精力，聚焦于自己的长项，即设计和营销。苹果想到一个新点子后，富士康会想办法以较低的成本展开规模化生产。
“他们拥有才华横溢的工艺工程师，并且他们愿意投入巨资，以便与苹果的发展保持同步，”曾在亚洲工作的前苹果高管乔·奥沙利文说。
当苹果在2001年推出iPod后大获成功时，富士康具备了相应的实力和专业技术，能够满足伴随着每一款畅销产品而来的要求。富士康的工厂能够快速生产样机、增加产量并在高峰期招募到数十万工人。
富士康的创始人、台湾亿万富翁郭台铭提供了政治影响力。多年来，他频繁前往大陆，与地方官员和决策机构中央政治局的成员会面，为生产iPod、iPad和iPhone的工厂争取补贴、廉价土地、工人和基础设施。
“富士康实力如此之强的原因在于郭台铭，”曾参与设计iPod的前苹果高管托尼·法代尔说。“他说过，如果他办厂，中国政府会给他提供部分建厂资金。随着郭台铭的实力凭借苹果的业务而与日俱增，没有其他人能和他竞争。”
2007年第一款iPhone推出后，富士康着手扩大生产，并开始在全中国考察新址，导致渴望引进该公司的城市之间出现了激烈的竞争。来自各地的官员，在富士康主要业务所在地深圳的各家酒店里安营扎寨。
“变得像奥运会比赛一样，”在北京的清华大学教授公共政策的高宇宁说。
郑州政府认为，在一个被中国的繁荣抛在身后的地区，该厂是一个巨大的发展机遇。该地区因为是农民工的一大来源地而受到嘲笑，并遭到有失公允的诋毁，被认为是一个充斥着小偷和骗子的地方。官方希望重塑该地区的形象。
政府记录显示，市一级官员慷慨地给予了富士康资金和有利的投资条件。他们承诺对能源和运输费用打折、降低社会保险费用并为修建厂房和安置数十万工人的宿舍提供超过15亿美元的经费。
郑州为该项目设立了一个特殊的经济区，并为富士康提供了2.5亿美元的贷款。当地政府还承诺再投入逾100亿美元，用于大幅扩建距离工厂仅几英里的机场。
“我们知道中国有各种各样的促发展政策，而这项政策则满足了所有需求，”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中国经济问题权威巴里·诺顿说。
该市动作迅速。厂房拔地而起，证照获批，装配线于2010年8月开始运行，此时距政府签订协议仅过去了几个月。在郑州，中国政府实际上是将该国中部贫瘠且尘土飞扬的一大片平原土地，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工业园。
“我很佩服，”参加过关于建厂的早期讨论的苹果首席运营官杰夫·威廉姆斯说。“他们非常专注。”
当苹果首次进入中国时，这里主要是一个低成本的生产基地。后来中国迅速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之一，拥有超过10亿的潜在客户。
但苹果最初不得不靠从香港返销的方法，让中国消费者得到它的产品。
自从上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开始对外开放以来，政府政策设立了经济特区，一直在鼓励制造业和出口。但同样的政策却阻碍了国内对海外品牌的消费。
大型跨国公司在中国制造的大多数产品必须先运到国外去，然后再运回来，这样它们就可以作为进口商品征税，因此，许多公司采用了从香港返销的方法。
2005年，苹果最畅销的产品是便携式音乐播放设备iPod，这款产品是在中国南方制造的。为了遵守中国的严格法规，iPod被装载到货轮上发到香港。通常的情况是，货轮抵达香港后，它只是掉个头，就返回中国大陆。
「这其实是中国以前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遗留下来的，」曾任沃尔玛全球采购部负责人的葛仪文说，他为沃尔玛和其他跨国公司在中国大陆工作了20年。「那时候，我们建立的供应链擅长于在东方生产东西、在西方卖东西。」
当苹果在2007年发布iPhone时，中国面临要求其放松限制、允许全球公司更容易进入国内市场的压力越来越大。苹果和其他跨国公司认为，把货物运到香港既浪费时间、也浪费精力。他们想把货物从中国的工厂大门口直接送到公司在国内的商店和经销中心。
在与郑州官员的讨论中，富士康坚持要把工厂建在保税区内，并在工厂大门外设立海关，以方便iPhone的出口。富士康还要求把工厂建在距离郑州机场几英里的距离内，以加快苹果的全球发货速度。
虽然郑州不是第一个创造了这种全方位操作工序的城市，但它提供了一个方便的体系，为郑州后来作为世界上最大的iPhone制造中心提供了便利。
保税区的功能与外交领域颇为相似，因为政府将保税区作为外国领土对待。保税区消除了全球品牌企业为进口组件支付关税或税收的必要性。而且保税区使货物实际出口到国外变得不必要。在保税区，产品可以在海关进行虚拟的进出口，而不必跨越任何国界。过海关后，这些商品就可以快速地送往全国各地或世界其他地方。
作为iPhone的最终装配地，中国也成了苹果全球税务策略基地。
在郑州保税区，富士康通常是在海关将组装好的iPhone出售给苹果。苹果购买了这些iPhone之后，再把它们转售给苹果的子公司。整个过程基本上以电子的方式进行。
这个过程也会用于在中国生产的其他苹果产品上。美国国会2013年发布的一份有关该公司税务策略的报告显示，苹果可将这些商品带来的部分利润分给一个设在爱尔兰的分支机构。爱尔兰在税收方面具有优势。这种做法被不少大型科技品牌广泛采用，并非中国所独有。
「在避税策略上，美国的跨国公司是全世界的领导者，」前国会税收联合委员会幕僚长爱德华·D·克莱恩巴德说。「这么做时，他们创造出了无国籍收入，也就是脱离了和它有经济联系的国家的收入。」
国会的这份报告显示，这个过程让苹果能够将数百亿美元转移至境外，极大地减低了其税额。一名参议员称其为「避税圣杯」。8月，欧盟责令爱尔兰追回苹果十年期间的逾145亿美元未交纳税款。
苹果称，该公司遵守适用的一切税收规定，并坚称自己交纳了所有税款。它表示，为了遵守新法律，已对纳税程序做出了一些改变，包括为一家设在爱尔兰的子公司办理登记。此前，爱尔兰没有税收管辖权。目前，苹果正在就欧盟的裁决进行上诉。
在郑州，当地官员对提供给富士康的一整套优惠措施表示称赞，确信该市的iPhone生产会继续带来巨大的收益。
时报拿到的政府记录显示，2014年8月，该市的高层领导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讨论与富士康「深化合作」。他们对郑州是「全球最大的苹果iPhone生产基地」颇为得意。
郑州有94条iPhone 6和iPhone 5s的生产线，政府称已有约2.3亿部智能手机从郑州出口，这使郑州跻身中国至关重要的出口中心之列。产能现已达到一天50万部iPhone。该市的税收收入正在迅速增加。
官员给这一切起了一个名字：「郑州速度。」
早上6点30分，拥挤的人潮开始抵达工厂，准备上早班。他们有的步行，有的乘坐公车，还有的骑电动车甚至坐三轮车。
他们排成队，秩序井然地走进散布在2.2平方英里（约合5.7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十多处厂房里。高峰时，组装、检测和包装iPhone的工人人数约35万，他们的产量高达一分钟350部。
苹果的工人人数相当于一个国家的军队的规模。而这高度依赖于郑州政府的慷慨相助。
作为同富士康所签协议的一部分，政府负责招聘和培训员工，并为他们提供住宿。省一级官员打电话到村镇，要求下面协助寻找潜在的工人。
「各市的劳务和人力资源部门都参与了，」在郑州经营着一家私人招聘中心的刘淼（音）说。
刘淼称，每招到一个工人，政府就会付给招聘机构一笔补贴。「需求高，他们给的钱就多，」他说。「需求低，给的钱也就少。」
像郑州这样的城市给制造商发放补贴是希望推动经济增长。但这些地方利益越来越难以与中央政府的目标保持一致，这给在中国开展业务的跨国公司带来了大量不确定性。
随着经济放缓，北京开始把发展路径从制造业和出口转向创新和消费。它希望壮大中国的品牌，扶持本土的技术。
为了推进自己的目标，北京开始反思支持海外公司的相关投资政策。2014年11月，中国国务院指示地方政府评估并取消对跨国出口商有利的一切补贴和税收减免政策。
这一威胁引发了反抗，富士康的反应尤为激烈。该公司和其他一些跨国公司一起，为保留现有优惠而展开抗争。自那之后，北京在这个问题上有所放松。
但总体趋势很明显：海外公司不会再像曾经那样受欢迎。中国政府正在收紧进入这个巨大的市场的路径，并向西方科技公司施压，以促进其国内的目标。这是一项协调进行的行动，美国国会的一项研究称其是一种新型「科技民族主义」。
「政府想知道你能给中国提供什么，」在上海生活、数十年来一直担任在华美国公司顾问的麦健陆说。「他们有市场，有实力。他们不再是闹着玩的了。」
中国的监管机构近期一直在处罚海外公司，比如美国手机芯片巨头高通。该公司被迫对中国境内销售智能手机的公司降价。这是一个越来越被华为和小米等中国品牌主导的市场。这些品牌在价格上低于苹果和三星。
同时，中国还围绕国家安全问题对西方科技公司进行审查。通过新出台的网路安全规定，北京加强了对互联网的监管，并逼迫国企减少在海外技术上的开支。它向苹果施压，要求其交出源代码。苹果自称拒绝了。
苹果同意了政府的另一项要求，将更多本地数据存储在中国的服务器上。在获准销售前，该公司的新款iPhone也必须接受「安全审查」。
北京还希望美国公司帮助发展中国自己的实力。苹果正在与有政府支持的金融服务公司银联合作。苹果还向中国叫车服务公司滴滴出行投资10亿美元，后者得到了多家国有企业的大力支持。
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也谨慎地将苹果塑造成一家大型用人单位、一名优秀的企业公民和一个主要的经济贡献者的形象。他频繁来华。在郑州，他曾穿着厂里的工服，出现在装配线附近。他还向监管者、国有电信巨头的负责人和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国高层领导人示好。
去年接受中国官方电视台的采访时，库克对苹果在中国种树的行动做出了解释，称该行动是「其环境战略的支柱」。他详细介绍了打造一个庞大的太阳能项目，为苹果在全中国的商店、总部和办公室供电的计划。他还自豪地称苹果在中国创造了300多万个工作岗位，其中一半在制造业。
8月在北京的紫光阁，库克承诺，苹果将建设该公司的首个中国研发中心，并支持政府对高端制造业的大力关注。紫光阁所在的地方是政府领导人的居住地，四周建有围墙。
他的对面坐着中国副总理张高丽，旁边是他的合作伙伴，包括富士康董事长郭台铭。现场还有郑州所在省份的省委书记谢伏瞻。
